慧远大师生平与思想

　　1．生平

　　远公大师（公元334一416年），东晋时代人，俗姓贾，出生于雁门楼烦（今山西代县）世代书香之家。远公从小资质聪颖，勤思敏学，十三岁时便随舅父游学。精通儒学，旁通老庄。二十一岁时，偕同母弟慧持前往大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《般若经》，听后，远公悟彻真谛，感叹地说：“儒道九流学说，皆如糠秕。”于是发心舍俗出家，随从道安法师修行。纵观大师一生的德业，可概述为四。

　　（1）弘护佛法，尊严僧格。

　　远公大师出家后，卓尔不群，发心广大，“常欲总摄纲维，以大法为己住”，精进为道，无时或懈，道念日纯。道安大师常常赞叹说：“使道流东国，其在远乎！”意为：使佛道流布中国的使命，就寄托在慧远身上了！于此可见远公的根器了。远公二十四岁时，便开始讲经说法，听众有不能理解的地方，远公便援引庄子的义理为连类，采用“格义”方法，令听众清楚地领悟。由于这种讲经的善巧方便，道安大师便特许远公阅读外道典籍。远公著述宏富，相传鸠摩罗什大师读到远公所著《法性论》，大加赞叹云：“边国人未有经，使暗与理会，岂不妙哉！”

　　在弘法传道的过程中，许多人皈投到远公座下。东晋太无四年（公元379年），道安大师为前秦苻坚所执，往长安，其徒众星散，远公率领弟子数十人，打算去罗浮山，路过浔阳（今江西九江），见到庐山清净，足可以息心敛影办道，于是驻锡庐山的龙泉精舍。时有远公的道友慧永，对刺史桓伊说：“远公刚刚开始弘法，就有很多的徒众来亲近他，将来一定有更多的学者来追随他，如没有一个比较大的道场，那怎么行？”桓伊听了这话，发心建造东林寺。远公自此以东林为道场，修身弘道，著书立说，晚年“迹不入俗，影不出山。”由于远公的德望，当时的东林寺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。中外僧俗，望风遥仰。“东向稽首，献心庐岳。”遥与北方长安消遥园，平分天下。

　　远公作为一代佛教领袖，十分注重僧格的尊严，针对“沙门抗礼万乘”的说法，著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五篇，阐述僧人不礼拜帝王的道理，高标出家修道的胸襟，云：“出家者，能遁世以求其志，变俗以达其道。变俗，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；遁世，则宜高尚其迹。

　　夫然者，故能拯溺俗于沉流，拔幽根于重劫，远通三乘之津，广开人天之路。如令一夫全德，则道洽六亲，泽流天下，虽不处王侯之位，固已协契皇极，在宥生民矣。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，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也。”远公于此推重出家的志向，赞叹修道的功德，无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，亦令僧人自尊自强。由此，远公严正声称：“袈裟非朝宗之服，钵盂非廊庙之器，沙门尘外之人，不应致敬王者。”可谓掷地有声，凛然刚骨，力争僧格的尊严与独立。迫使篡位的桓玄，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，自此便成为中国的规约。

　　远公志逾丹石，不畏权势，不求利禄，惟道是从，保持着崇高的僧格形象。试以二例为证。其一，晋安帝自江陵回京师，辅国何无忌曾劝远公在江干候迎，远公称疾不行，安帝不特不以此为忤，反而来信安慰远公，谓“知所患未佳，甚情耿……法师既养素山林，又所患未痊，邈无复因，增其叹恨！”其二，桓玄征伐殷仲堪，行军经过庐山，要远公出虎溪一见，远公亦称疾不堪以行，绝不破例出虎溪去见宾客，桓玄只得自己入山。起初桓玄傲气十足，不肯向远公敬礼，哪知一见远公的严肃神韵，不觉自然而然地致敬起来。桓玄问：不敢毁伤，何以剪削？远公答云：立身行道。桓玄称善。本拟提出许多问题来诘难的，一与远公接谈，不敢复言。桓玄下山后对左右随从说：像远公这样的人，实是我生平所未见过的，的确是个高僧大德！其后桓玄沙汰僧众，特对他的僚属说：“沙门有能伸述经诰，畅说义理，或禁行修整者，始可以宣寄大化。其有违于此者，悉当罢黜。唯庐山道德所居，不在搜简之例。”远公为此致书桓玄，广立沙汰僧人的条制，桓玄悉皆遵从。由此可见远公感化人之深。

　　（2）道隆德盛，威神莫测。

　　远公一生德业隆盛，声誉环字。许多外国僧人都说中国有大乘高僧，经常焚香礼拜，钦仰庐山。远公本迹，吾人难以测度，然其威神妙用之事相，亦足以感发人心。

　　远公率众初抵庐山时，住在离水源较远的龙泉精舍，尔时，远公以锡杖轻击泉池云：“若我与此地有缘，此池便当涌现泉水。”说后，地下泉水汩汩涌出。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个寺使命名为龙泉寺。

　　建造东林寺之初，木材供不应求，远公为此发愁，夜梦山神禀告：“此山足可栖神，愿毋他往。”说着，天空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，殿前池塘中，涌出许多珍贵的木材。刺史桓伊大为惊讶，更加相信远公是神僧，号召百姓出工出力，建寺速度加快。因将大雄宝殿称作“神运殿”。

　　陶侃在广州作刺史时，一渔人见海中有神光，撒网到放光处，得金文殊像，上有“阿育王所造”的字样。陶侃以此金像送武昌寒溪寺供养。后来，寒溪寺遭火灾，殿寺全被焚毁，唯有金文殊像及其供像的殿堂得以幸存。陶侃移任江州作官后，派人迎请金文殊像，谁知金像抬上舟船便沉到水底，多次打捞，了无踪迹。当时，有民谣云：（金像）“可以诚至，难以力招。”东林寺建成后，远公至江上虔诚祷之，金像忽然浮出水面，遂恭迎金像至神运殿，另造重阁以供奉，并制文殊瑞像赞（金文殊像惜于“文革”时遗失）。

　　远公容貌威严，令人一见顿生敬畏之心。据传记载：时有慧义法师，以强正自命，不肯服人，对远公弟子慧宝说：“你们都是一班庸才，所以对于慧远推服得不得了。你们看我和他辩论。”及到听远公讲《法华经》时，屡次欲提出问题来问难，终因心情战栗，汗流浃背，一句也不敢问。另有谢灵运恃才傲物，一见远公，肃然心服。足见远公感格人心之威德。

　　（3）礼敬梵僧，*-译佛典。

　　东晋时代，佛法虽已不断的传入，然尚不完备。所以梵僧来华弘化者，仍然络绎不绝。远公感于法道有缺，曾派弟子法净、法领等西行取经，得到诸多梵本佛经，远公遂于庐山置般若台译经，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第一人。

　　远公重视与梵僧大德交往，礼请他们弘法译经，略举数例。

　　（一）弗若多罗是专精《十诵律》部的学者，曾与鸠摩罗什合译《十诵律》，不幸三分刚刚译到二分，弗若多罗忽然去世，远公对此非常慨叹，痛惜大法不能东来。后来，以律藏驰名的昙摩留支来到关中，远在庐山的远公即遣弟子昙邕入秦，亲笔致书昙摩流支，请他发心将未译出的《十诵律》余分翻译过来，昙摩留支受远公的至诚所感，真的将弗若多罗未竟的部分译出，成为一部完整的《十诵律》。

　　（二）鸠摩罗什大师佛学精深，独步阎浮，于姚秦时代入关，大兴译场，学者云集，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。远公常常修书通好，殷殷致问，请教修证佛法过程中的疑难问题（其问答内容具见《大乘义章》），表现出远公作为一代祖师，心胸广大，谦谨好学的风范，亦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。

　　（三）觉贤，本名佛陀跋陀罗，北天竺迦毗罗卫国（今尼泊尔境内）人，